劝酒这种习俗在中国的酒桌上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劝酒”呢上位下位？如果这种需求是通过劝酒来实现的话，它非常反现代的部分就在于：它竟然明目张胆地侵犯个人对于自己身体的支配权，我们竟然无法决定什么液体可以灌进自己的嘴里。

　　时事评论员： 陈 迪

　　前些天，一名年轻女子在海南的一场婚礼上喝酒喝死了，为中国目前可能高达每年十几万的酒精中毒身亡人数又增加了新的一例。这名女子大概不是因为自己爱酒嗜酒才把自己给喝死的，却是被旁人的劝酒给劝死的，因为她在当天场合中的角色是伴娘，而伴娘的主要“任务”本来就是给新娘挡酒。

　　人类对酒精的爱好遍布全球，中国人应该是挤不进世界上最嗜酒如命民族的排行榜的。但是中国人却拥有一样相当特色的酒文化，那就是劝酒：没在喝的劝着喝，不想喝的逼着喝，喝不动的灌着喝，再喝就要倒的赶紧让上位下位他喝。类似的酒桌习俗在日韩东亚文化圈也有一点，但程度不至于那么严重。而到了欧美社会，喝酒就完全是一样非常私人的事情了。喝不喝、喝多少、喝什么、怎么喝，除了自己以外，别人不会在意你，就更不要说劝你、逼你了。你要是把酒杯硬塞到别人嘴边再加上那么一句“不喝不是好兄弟”，人家会以为你要给他下药，图谋些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

　　世界上确实是有那些哪怕喝挂了也要做梦继续喝的高阶爱好者。但是对绝大多数普通玩家来说，当喝的量过了某一个因人而异的度之后，继续往下喝恐怕就不会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情了。事实上，正是由于摄入酒精这个动作本身，在酒席上可能有大部分时间都是让人不快的，劝酒才会成其为劝酒上位下位；不然的话，如果人们本来就想要喝、争着喝，哪儿还用得着你劝呢？

　　“令他者执行非其本身所愿的行动”，这是政治学上关于权力的一个简短的定义。在酒席上，劝一个不想喝酒的人每多喝一杯酒，你对于这个人的权力就多被证明了一分；一个人越是喝不动、你越是让他喝、结果他还真的喝下去了，你对于这个人的权力也就越大。小年轻敬领导，领导干了，你绝对不敢随意；领导是可以让下属挡酒，但如果领导亲自找你喝酒你还敢不接，那估计就是不想在单位混下去了。千杯不醉、面不改色从来都是让人扫兴的。你必须胡言乱语、丑态毕露，却依然大义凛然、三杯下肚，这样子你才能深得领导的心意。你为酒精丢弃了多少体面，你对领导就有多少顺从；酒精对你的肝脏伤害了有多深，领导对你的权威就自然有多大。

　　那么，当没有领导在场的时候，酒桌就豁然开朗了吗？其实也不然，宣示权力的需要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这时候就不再是上级对下级的威压，而是群体对个体的凌驾。就例如那场海南的婚宴上，伴娘与新人是平辈，并不存在组织权力上的从属关系。但是伴娘的角色就是要挡酒的，如果她居然胆敢因为万般难受而大喝一声“姐姐我不喝了”，死命劝她喝酒的其他宾客怎么下台阶？新郎新娘的面子怎么挂得住？对于这个拼凑起来不过区区几个小时的、空间也仅仅局限于婚宴现场的、临时但却又真实的群体来说，她是不是成了一个异类、一个叛徒？你当然可以说她不是没有办法不喝那么多的，但是她预估自己支付得起顺从群体的代价，只不过她很不幸地算错了。而如果群体从一开始就是不要求个体的迎合的话，悲剧当然根本无从发生。

　　其实，宣示权力的需求，无论是上位者对于下位者的，还是群体对于个体的，本质上可能还能算是一种中性的活动，因为那经常是维护人类社群秩序的必需。但是，如果这种需求是通过劝酒来实现的话，它非常反现代的部分就在于：它竟然明目张胆地侵犯个人对于自己身体的支配权，我们竟然无法决定什么液体可以灌进自己的嘴里。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杆，在于对公私领域分明界线的维护。在个人权利的自留地当中，身体、自由、以及财产是三个最主要的内容。而我们如今的社会实践，在很多时候却连最基本的身体权利都无法得到承认。那些被父母关进网戒所的，被针扎、被电击却无路可逃的绝望孩子，他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那四名被母亲强逼共赴黄泉路的，被斧劈、被灌毒却无力求生的无辜孩子，他们的身体也不属于自己。如果我们甚至无法绝对地拥有自己的身体，灌进你嘴里的是美酒还是毒药，我们终究会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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